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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亮的生平

齐亮，河北省蠡县人，生于1922年1月。1939年加入中国***，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曾任西南联大党支部委员、学生自治会主席，后到重庆参加《新华日报》工作。1947年9月，到江北县莲华中学，以训育主任、英语教员身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47年9月至1948年8月，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负责领导江北县和北碚部分地区党的工作。1949年1月在成都被捕，同年11月14日被害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时年27岁。 重庆国府路300号，原是民盟总部所在地，齐亮同志经常在这里活动。他奔走在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女师学院之间，具体指导学生运动，有时约集学运负责人在这里汇报情况，研究问题。1946年冬，北平发生了美兵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消息传到重庆后，重庆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齐亮同志对学生们的行动加以正确引导，并作了细致的安排，避免了伤亡。正当国民党特务对学生们大打出手，不断制造血案，学生主张继续扩大，准备硬碰硬的关键时刻，齐亮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明确指出：“国民党派开始采取镇压手段，斗争方式应随形势变化而加以改变，硬拼不行，若继续，只能对学生运动不利。”他还特别指出，“目前要注意保存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扎扎实实地搞好组织工作。”此后，重庆的抗暴运动，改变了斗争方式，停止了街头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加强了积极分子的培训，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为党保存了力量。

国民党为了发动全面内战，于1947年2月28日晚，突然出动军警包围了中共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曾家岩50号、春森路33号等，同时强迫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当晚，齐亮因外出活动，得以留下。由于省委、《新华日报》突然撤走，齐亮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但作为一名***员他决心留在重庆坚持战斗下去，并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寻找组织。经过苦心寻找，齐亮终于和市委书记王璞（即石果、大王璞）、副书记刘国定取得了联系。四川省委撤离后，重庆市委曾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局委员钱瑛同志取得了联系，钱瑛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开展工作，并责成王璞清理联系川东组织。这期间，齐亮担任了西南各地与上海联系的交通员。这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齐亮同志以他丰富的工作经验，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沟通了西南地区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 正当农村工作发展壮大，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之时，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起义遭到了失败，游击武装遭到敌人的围剿，接着发生了重庆《挺进报》事件，继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叛变，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映，重庆川东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3月下旬，特务到江北县复兴乡游窜，见此情景，齐亮同志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召开了紧急会议，为防止敌特突然袭击，决定有些同志需要转移，有些文件要销毁，他说：“学校要保持外松内紧，照常上课，照样活动，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在党内对一些同志要打招呼。另外为了保证组织不发生意外，有的同志要作紧急疏散。”在谈到北区工委成员谁去谁留时，齐亮说：“我是外来的，又是单身汉、没有多少牵连，而且我是班长，应该留下来。”因为齐亮同志是四川省委青年组留下来的，影响大，又是特务追捕的对象，因此，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王朴留下，让齐亮撤走，在一段时间内，他仍在重庆、北碚等地活动，继续领导江北县的工作。

王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齐亮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经常和黄友凡同志分析情况，研究稳定学校、紧急疏散、营救王朴、作好对王伯母金永华的安慰工作。与此同时，齐亮也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成为敌特追捕的一个重要对象。在市中区、沙坪坝、北碚的街头巷尾，茶馆、酒馆，到处都布满了敌特的鹰犬，组织相继遭到破坏。在这严竣的形势下，齐亮同志并没有退缩，他在北碚、沙坪坝、市中区奔走，在敌人眼皮下活动。他有时穿一件蓝布长衫，戴上一副墨色眼镜，有时穿一身西装，行动非常机警，他倾注全力保存组织，保护同志，安排暴露的同志疏散。齐亮同志对江北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指示，要尽量保存组织，隐蔽下来。他说：“要大干容易，但扯旗放炮，只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齐亮同志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完整地保存了北区工委的力量。 1948年4月，重庆党组织遭到破坏。8月，齐亮与妻子马秀英一道，到成都找上级组织。经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介绍，齐亮与妻子马秀英在温江中学教书。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后，当上了特务机关的中校参谋、西南行辕侦防处专员，为向敌人争宠，他出谋献策，与特务雷天元，叛徒骆安靖组成“川西特侦组”，开着吉普车在成都到处抓人，妄图破坏川康组织。他们先后逮捕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北工委书记华健。马识途获此情报，侥幸得脱，并立即布置有关同志转移。同时将齐亮、马秀英夫妇安排到成都东城根街西二巷暂住，准备转移去绵阳地区魏城中学。1949年1月，在他们临行前一天，齐亮和马秀英到春熙路购物，齐亮突然发现有些行踪可疑的人在他们周围打转，他敏锐地感到可能要出事，便嘱咐秀英赶快离开，齐亮则向百货公司走去。当他刚走到门口，叛徒刘国定带的几个特务蜂拥而上，齐亮同志当即被捕。

1949年1月25日，齐亮被特务押到重庆，囚禁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关在七室。敌人视齐亮为重要案犯，特务当即对他进行了审问，想从他嘴里得到重要线索，可齐亮的态度却十分坚定，什么都不承认。后来敌人拿出了叛徒交代的一些关于他的材料，他看了，昂起头，索性承认自己是党组织的负责人。特务要他交出组织，他坚定地回答：“你们逮捕了我，我的生命就在这里！”特务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条是自新，一条是长期监禁。”齐亮果断地回答：“我就选择后一条路。”

在监狱，齐亮一直起着政治领导作用，受到难友们的称赞。然而，齐亮同志没有等到全国解放，就在刘邓大军进军西南，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夜，敌人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进行了罪恶的大屠杀。1949年11月14日，齐亮同志与江竹筠、马秀英等三十位同志一起被敌人于电台岚垭，临刑时，齐亮同志面不改色心不跳，表现了他视如归的崇高品德。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西南联大的著名校友

西南联大的名人很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钱锺书、杨振宁……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的集中地。一所大学,若没有一批富有个性的师生,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当年西南联大充分诠释了大学的魅力,至今令人回味。(摘自《民国多少事》谢轶群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

梅贻琦(1889-1962),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教育名言,是曾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说起西南联大,人们无法忘记梅贻琦。

“寡言君子”梅贻琦

梅贻琦是个话少行动多的人,不仅时人称他为“寡言君子”,他的学生也曾因他的寡言,戏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可正是这样一个寡言的人在西南联大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担起了大任。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时,梅贻琦曾讲过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建校初期三人共同主持校务,但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务,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的众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贻琦头上。

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是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过:“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当时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虽均高于梅贻琦,但他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有人如此说,不管旁人怎么说,梅贻琦依然是少说多做。他把在清华形成的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延续着。

梅贻琦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见怪不怪的事,没有哪位校长能在清华长久地呆下去的,而几年过去,梅贻琦依然稳坐校长的位置,被问到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他的能力没人愿意倒他,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不到十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延续的这一风气,使得主管西南联大校务的职能部门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名士。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心中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

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梅贻琦是有着功劳的,傅任敢先生说梅贻琦“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确实,民主作风好的梅贻琦,常说“吾从众”,很少有解决不了的矛盾的。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梅贻琦也很注意三校间的关系。如为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工学院的清华教师组织了“清华服务社”,开展勘查设计和生产等业务,所获收益除清华教师外,也给北大、南开的同仁补助。使得西南联大的不少老师在回忆那段岁月时,都盛赞三校的合作精神。郑天挺先生说:“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

梅贻琦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还在长沙合并为一校称之为“临时大学”时,三校的校长未统一到位,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表示并不乐观。这时候,有人说如果张伯苓和梅贻琦不来,就拆火!后来到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到底没辜负大家所有的信任。把西南联大管理得井井有条,不愧是西南联大的“船长”。

(文章来源: 星岛环球网 )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蒋梦麟(1886-1964),1919至1945年间在北大工作20余年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言咏)

张伯苓,“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1876-1951),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是交叉任职的。秘书长黄钰生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注册课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化学教师,华午晴是建筑能手,喻传鉴则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来源:津报网-天津日报)

闻一多: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之一。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把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个角色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闻一多(1899-1946)新月派代表诗人,散文家和学,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上课很“叫座” 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讲古代神话时图文并茂,把相当枯燥的课题,也讲得引人入胜,很是“叫座”。因此不仅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而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书中写道:“闻一多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在楚辞班里,虽人不多,但气氛也甚是活跃。在闻一多的课堂上,学生是可以抽烟的。“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一多写字爱用秃笔,所以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

汪曾祺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后来他的学生郑临川把闻一多的对唐诗的妙悟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并出版了。

闻一多演讲

西南联大在云南时的文学院曾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很紧张,闻一多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条件再艰苦,他也能一丝不苟地潜心研究学术,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

在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常常关在图书馆里专心治学,一关就是一整天,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说的是闻先生总不下楼。正是因为他如此的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致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1944年还完成了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治印名噪一时要做个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治印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家属的生活都很艰苦,教授夫人们甚至合制糕点,拿到商店去寄售,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也在内。在那物价飞涨的年月,著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服、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且声名很响。(文章来源:网上)

沈从文:小学没毕业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动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员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沈从文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刘大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86岁高龄的沈从文辞世了,而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的作家。

沈从文(1902-1988)?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刘文典:张狂不羁引风波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

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

钱锺书:年轻辈里“人之龙”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锺书。

钱锺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锺书。钱锺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钱钟书(1910―1998)?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但到1939年夏,钱锺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锺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杨振宁:联大学生多“狂生”

杨振宁 物理学家?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至今,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摘自《民国多少事》谢轶群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重庆有什么好吃的

重庆好吃的地方推荐解放碑的好吃街、磁器口以及洪崖洞和大学城熙街。

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来重庆，解放碑是一定要去那里的。各种美味小吃吸引着你，到了小吃街入眼便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小吃让人目不暇接，酸辣粉、烤猪蹄、山城小汤圆等。整条小吃街，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一派繁荣的景象。扑鼻而来的香味香味刺激着味蕾，直钻入鼻孔心头，磁器口以及洪崖洞和大学城熙街的美食也不错，十分推荐。

3月份去重庆旅游去哪里最好3月份穿什么衣服好？

重庆可以说是网络名人中的热门旅游城市，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参观。那么三月份重庆去哪里玩比较好呢？重庆三月的天气怎么样，穿衣指南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三月份重庆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3月份重庆旅游好去处

涪陵大明花谷

大花谷依托生态未受破坏的自然山体景观，利用花谷两侧的山体，在景区内种植各种花卉，形成百花齐放、山河相依的峡谷花卉景观，并以此作为景区的主题和观光亮点。大华谷是中国少有的高山花卉主题公园。景区包括海棠园、葵园、百花园、人工湖、香草园、龙洞景区等多个主要景点，展示了不同风格的花卉景观。春季主要有二月蓝、陆兵花等。如果你错过了主城的早春樱花，也不用担心。有重庆普罗旺斯之称的涪陵大木花谷，有两万多株反季节樱花等着你。

潼南

每年3月，被誉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的潼南冲坎镇油菜花景区，已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数万亩油菜花怒放，香气满天。放眼望去，茫茫花海，纵横交错的溪流，星罗棋布的村落，横卧的山丘，桃李点缀，成群的蜜蜂飞舞，大自然生机勃勃。站在陈抟山上，看着陈抟始祖，俯瞰脚下的万亩花田，一座由菜花组成的太极八卦阵映入眼帘，其雄伟气势着实令人震撼。

垫江

垫江是中国山水牡丹的发源地，与洛阳、菏泽并列为中国三大牡丹旅游目的地。垫江牡丹源于自然，藏于群山沟壑之中。花大，外形美观，花期长。拥有太平红、千层香、油山岩等60多个品种。是中国山水牡丹谱系的典型代表，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独树一帜。目前垫江本地牡丹有2万多亩，每到花开时节，漫山遍野都是花，十分壮观。

金凤

金凤镇位于九龙坡区西城区腹地，缙云山以西，大学城以北，属于永城市西部副中心。景区内有5000亩梨花、500亩桃花、500亩梅花、数百亩油菜花。重庆有体积最大、植株最粗、数量最多的古梨树。游客还可以在景区内看到由油菜花和桃花拼成的“凤凰”植物景观，直径将达到百米。不可错过的景点、赏花地免费入场。

乌龙

春光无限好，武隆油菜花开。位于武隆县西北部的庙垭乡，5000亩油菜花竞相开放，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每年春天，武隆庙垭都会举办油菜花节。无论是在梯田里，还是在广阔的平地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迷人的金色，就像在一个画报世界里旅行。当然，武隆也有很多春游的好地方。去仙女山看绿草；欣赏三桥三坑的天然联系；去龙水峡的裂谷听大地的心跳；感叹芙蓉洞的壮美；领略芙蓉江的古老魅力.还可以去庙垭乡看风车拍照郊游。

虎峰山

虎峰山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虎峰山村，西邻璧山。登上虎峰山顶可以俯瞰璧山和大学城地区。从2011年3月开始，虎峰山景区每年都会举办桃花节，沿路渲染千亩桃树，相映成趣。虎峰山被誉为“重庆小九寨”。在登山欣赏桃花和“小九寨”魅力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云泉L等独特的自然风光

缙云山是7000万年前燕山运动造就的背斜山，称为巴山。白云在山间袅袅，似雾，似烟，不像烟，雄伟的华盖，和数不清的天气。早期的晚霞绚丽多彩。白云缭绕，似雾或雾，似烟或烟，磅礴而滞，气象万千。早晚的云是鲜艳多彩的。缙云山得名于关于霞云的美丽传说。风景优美，环境幽静。漫步林间，喝着甘洹山泉，看着碧绿的竹海，感觉很舒服！登上狮子峰，从山顶可以看到嘉陵江和北碚城的美景。同样的，坐索道也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北城全景。

3月份去重庆穿什么衣服

重庆三月冷吗？重庆三月的平均气温为11~18

建议穿舒适的衣服，如单层棉麻面料的短西装、t恤、薄牛仔裤、休闲服、职业套装等。白天平均气温18。

建议穿西装、夹克、风衣、休闲服、夹克、西装、薄毛衣等保暖衣物。夜间平均气温11。

蝴蝶结装饰的米色针织开衫，内搭粉色和蓝色的裙子，甜嫩的颜色有一种糖果般的舒适视觉感受。